当一些出版社面对低迷的图书市场小心翼翼、不敢贸然开印的时候，北京一家出版社两年来却一直以每天推出1．6种古籍图书的大手笔在工作着——这就是北京出版社及其将于明年底出齐的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。丛刊由我国著名清史学家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钟翰担纲主编，将搜集、整理现存的1500余种四库禁毁书，辑为300巨册，分十期，拟在三年内（1997—1999）影印行世，截至到今年10月，已有7种付梓。
绝对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为什么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如此重视呢？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呢？
文献记载，清乾隆年间，统治者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“假右文稽古之名，行划除嫌忌之实”（历史学家黄云眉语）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调图书，进行严格审查，删改、销毁、查禁了大量书籍。这些措施，首先是为了清除有关书中记述的为统治者所嫌恶讳言之事，以及宣传反清民族观念、触犯封建礼制、违反程朱理学的内容；其次，对朝庭认为有犯上言行的作者，则不问其是否真属不当，均加以毁弃，从而使某些人的作品从此再无法行世流传。遭到毁禁的书中，不少实属捕风捉影，深文周纳，小题大作。如此大规模的毁书禁书活动持续了近20年，据统计，全毁书2400多种，抽毁书400多种，共约3000种，删改书无法计算，禁毁书总数在十万部以上，销毁版片8万余块，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。
遭禁毁的图书，既有史书、文集、笔记、曲本，又有方志、碑铭及天文占验之书，内容涉及宋代以来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和乡土风情等诸多领域。有的记述了清统治者忌讳的史实，有的反映了民族的和雏形的民主思想，大多是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其中多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。
种种原因下得以幸存的禁毁书，因其自身含有历史真实和传统文化精华，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关注。民国以来，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禁毁书籍的研究和搜集出版工作，其中较有成绩者，当属姚觐元及其《清代禁毁书目》、陈乃乾及其《索引式禁书总录》、孙殿起及其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等，它们给今人研究和搜集禁毁书留下了宝贵的线索。但因年代久远及政治、经济等因素，禁毁书的收集、整理尤其是出版工作成绩甚微。直至1977年，才由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首次完全以禁毁书为收录对象，开始印行《清代禁毁书丛刊》。但因两岸隔绝，台湾书源不足，现该工程已告中辍。据专家介绍，以往禁毁书出版工作的失败，究其原因，一是历史条件所限，二是传本稀少且分藏在全国各地，三是工程浩大，仅靠少数人或个别单位难以完成。
为了抢救劫后余生的珍贵的文化遗产，使这批有珍贵价值的文献重见天日，从1993年开始，全国4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，准备陆续出版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由王钟翰先生担任主编，顾庭龙等学者出任《丛刊》顾问。强大的阵容，为高质量出版《丛刊》提供了条件。
几年来，编委会及相关工作人员搜集查找了大量有关《四库全书》禁毁书和文字狱的图书资料，并选择了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进行详细调查，通过查找和比较鉴别，已确认：现存禁毁书有1500余种，绝大多数是善本，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孤本。
经过数年的准备，丛刊的编纂、出版计划作为古籍整理研究项目，向“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”进行了申报，并于1996年12月获得批准。
要编成这样一套丛书，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。书目的确定、版本的选择、残缺的处理都很棘手。有的书藏在私人手中或某个单位，不见著录，要寻觅到，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忽略。有的书分藏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图书馆，还要去拼合。有的书残缺不全，必须找到相同的版本补配。有些书，学术界见仁见智，历来有争议，需要做出判断。而编纂丛书索引所需的人力、物力投入也相当大。北京川山技贸总公司投资1500万元，解决了决定性的资金问题。在众人兢兢业业的努力下，《丛刊》出版顺利，目前已完成2／3。
编印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在文献学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，也是泽福后代学人的重大举措。南明史学家朱希祖说过：“自清乾隆禁毁明季史籍以来，学者欲撰辑南明史者，辄叹史料难得。”现存禁毁书将在这方面提供大量罕见史料。实际上，凡研究明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文化、民族关系、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的课题，都可以按图索骥，从现存禁毁书中找到所需要的稀见资料。它对有力地推动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将起到重大作用。同时，《丛刊》与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一起构成完整的体系，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从先秦到乾隆时期中国古典文献的庐山面目。任继愈先生称赞《丛刊》编纂“是一件具有大的功德的事”；季羡林先生也认为“‘禁毁’应该评为状元”。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样一部皇皇巨著的市场前景却不容乐观。300套的印数，目前海内外售出不到50套。首先，18万元的定价令许多图书馆望而却步。目前国内仅有上海图书馆、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等少数馆所问津，已拥有“四库”、“存目”、“续修”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虽很想拥有一部《丛刊》，苦于经费拮据，只好作罢。其负责人认为同“存目”、“续修”先前每册两三百元的售价相比，每册600元的《丛刊》纵使打了七折仍然太贵。其次，出版时机欠佳。“存目”、“续修”在东南亚经济红火、国内图书市场火爆时面世，所以盈利上百万。《丛刊》面世时恰逢韩国、日本等“古籍大客户”经济萧条，目前虽有几家海外书商订购，但远低于原先200套的设想。因此，《丛刊》的销售现在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。第三，出版形式的制约。《四库全书》等古籍光盘版已问世，以其大容量、小空间、低价格备受青睐。一些有意向现代化转型的图书馆也希望能有《丛刊》光盘版，而鉴于经费、检索、全文录入、生辟字等问题，出版者称不可能另出光盘。
也许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浓缩，也是今日古籍出版的缩影。古代文化典籍在转型期的出版市场如何找到出路，《丛刊》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明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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